2008年11月13日星期四

滕彪:我无法放弃,记一次“绑架”(上)


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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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a 白乌鸦的黑森林 on 04/11/08

我无法放弃
——记一次"绑架"

滕 彪

(一)

200836日,晚825分,在万圣书园买完书,给妻子打电话,说20分钟左右到家。
840分左右,刚把车停下,准备关车门的时候,围过来三四个中年男子,一个突然猛拍我的肩膀问:"是滕彪吗?"没等我回答,他们就强行把我往一辆黑色轿车里塞;几秒钟以后我才明白发生了绑架!我开始拼命挣扎,大喊大叫,足足有三分钟。我想这声音足以让周围四栋楼的居民以及小区保安全都听见,但没有一个人出来。我寡不敌众,被他们狠狠地反剪着手腕,动弹不得。被塞到车上之后,我已经喊不出来,喊了也没人听见,就立即冷静下来。
扭斗中,他们把我的眼镜给弄走,车里一片黑暗。他们有四个人,我的左右各有一人,牢牢控制我的四肢。他们给我罩上头套,一路上左边的人死死反剪着我的手,右边的人用后背把我的脑袋紧紧压在后座上,我每一反抗,他们就用污秽不堪的话来辱骂,尤其以左边的人最为恶劣。
我开始想,这一拨人究竟是谁呢?很有可能是国保,与去年10月李和平律师被绑架那次非常相似,这一次,皮肉之苦是免不了了。荒郊野外,脱光衣服,拳脚,电棍,扔到路边,打车回家……不到两年,亲眼见到的政府绑架行为就发生了两次,一次是在山东临沂,陈光诚案开庭前一天,一个重要的证人陈光余被绑架;另一次是在我家楼下,陈光诚的妈妈和孩子被山东警方绑架。其他的就更多:200596,陈 光 诚被绑架,2006817,高 智 晟被绑架,2006216日,胡 佳被绑架,2006416日,刘正有遭绑架,2007930,李和平被绑架,2008114日,齐志勇被绑架;我自己介入的一些人权案件中,以绑架的形式来抓当事人、抓证人、抓律师,也常有发生。
挨一顿打算不了什么,我的身子骨还承受得住。但这伙人凶神恶煞,如果不是东厂而是土匪,那麻烦就大了。在办案中得罪过一些官员警察,他们要跟我玩黑的,那就比较惨。卸掉一个胳膊一个腿,或者像付先才那样被打瘫痪,也并非没有可能。人到这个时候,就得认命。
四十多分钟以后,车停了;从附近的狗叫声感觉,像是在郊区农村。几个人从车里出来,押着我到一间屋子里,从始至终我不知道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名字,姑且叫他们四个ABCD。匿名的暴力、匿名的罪恶。
摘下头套,他们命令我在屋子的中间站着。几个人围着我,一张张凶横的脸。一个人说,"把衣服脱了!"心想糟了,要开练。我没动。不料他说:"把外套脱了,屋里热。"
一个人开始训话,叫他E吧。E也有可能是ABCD中的一个,但无法证实。
"知道为什么找你吗?"
"你们是谁?干什么的?"我大声反问。
"我们市局的。不是黑社会,你放心吧。"
"你们有证件吗?"
"现在不是时候,需要的时候会给你看的。"
我的左手腕被他们掰得很痛,就不断地来回活动,像拳击选手上场前的准备动作。
"怎么,要打架啊?"E说。"再这样动,我们的枪走火了怎么办?""哥几个等你一天了,你要是再拱一拱火,能有你好受的吗?"
赤裸裸的暴力威胁。我突然想起,早晨岳母来的时候,说楼下有个可疑车辆,发动机开着。我想无非是昌平国保想在两会期间看一看我,例行公事,没什么好怕的。往下一看,不是那辆熟悉的桑塔纳,应该跟我没关系。原来就是这个作案工具!
我只是盯着他们看,不说话。站着,往上看顶棚,尽量不低头。房间里有两张桌子,几把椅子,窗帘严严地把窗户堵住。此外两盏灯,一个暖气片,别无他物。正前方的那盏灯,正对着我的眼睛,没点亮。我一下子想到上海访民说的"特提室",我猜那东西很可能是强力灯光兼录像设备。不管怎样,这里不是宾馆也不是民宅,肯定是提讯室了;第二天趁他们开门的时候,我还看到走廊对面也有个几乎同样的审讯室。
"这里有这里的规矩,不如实回答,别怪我们不客气!"
我最担心的是家人。而且看了一下午书,又累又饿。我提出条件:"让我回答问题可以,但我有两个条件,第一要给爱人打个电话,第二要吃饭。"
他们说,按照规矩电话不能打,但仍然可以考虑。又来训话。这伙人是洗脑专家,有极强的演说欲,可讲出来的东西都是些陈词滥调,思想贫乏,逻辑混乱。

一个多小时以后,一个人回来说,"电话不能打,但可以发个短信。你准备说什么啊?"
 "我只想告诉她让她别担心。"
"你就写:在和朋友谈事儿。"
给我手机,我写道:"老婆,别担心,照顾好孩子。在和朋友谈事儿。爱你的老公。"他们审查了一会儿,觉得不是在传达其他的信息,就让我发送了。时间是26日晚1045
她用不着判断是否是我本人发的,就可以知道,我已经"出事"了。因为我平时出来不会用"照顾好孩子"、"爱你的老公"这类词。这也正是我的用意。

又过了一个小时,他们拿来盒饭,让我吃。油麦菜已经凉了,不新鲜,也不够吃。F说,"吃吧,里边更素。""里边"指的是看守所。下一步是要送看守所。他们多次暗示,那里面日子更难过。

(二)

E说:"判你个十年,等你出来成老头儿了,还能干什么呢?"
"别跟政府作对。我们把你饭辄弄没了,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?"饭辄就是工作、谋生方式。他们可以让你找不到工作、租不到房子。对入狱前和出狱后的一些思想犯,他们一直是这么做的。
E说:你在这儿的时间长着呢。一会让我这位同事给你宣布一下这里的纪律。F体格粗壮,三十多岁,后来知道他是看守人员的头儿。
"第一,早晨六点起床,进行操练。第二,警官进出要起立,喊警官好。第三,如实回答问题,声音要大。"
这个第二项,明摆着是要侵犯人的尊严。给这帮专门以思想自由为敌的秘密警察起立,真是没有天理了。
两个打手虎视眈眈的坐在我的两侧,随时准备动手。我得想办法消极抵抗。
我也知道,那个像探照灯似的东西,一定同时对我进行全程录象。我尽量要在每一秒钟都保持平静和自信。
之后进来另外两个人:按照出场顺序,应该叫GH。他们专门负责问话和做笔录,大概是预审处的。他们进来的时候我没有起立,E说,你是不是把规则忘了?我懒洋洋地站起来。但不说"警官好"。(后来我一直坚持不说,在他们出门的时候也不起立;在进门的时候,慢慢地作出要起立的样子,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立即表示可以坐下;有时候我在吃饭或写东西,就装做没看见他们进来,他们也没有表示反对。)
EF都出去了,屋子里剩下GH、我以及两个看守IJ。看守共有IJKLMN六个,三班倒,24小时进行看守,寸步不离。吃饭、睡觉、上厕所、思考问题,总有两双眼睛在近距离逼视。一下子想起《1984》里的电幕。按我的理解,24小时严密看守,大概有三个目的:防止逃跑,防止自杀,另外就是汇报被看守人的一举一动,包括生活习惯、身体状况、心理状态、情绪变化,据说他们有专门的洗脑专家,通过这些细节来发现一个人的弱点,然后展开心理攻势,随时调整洗脑策略。不过大小便的时候旁边有人在不到一米的地方盯着,真的很滑稽,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小的侮辱。

GH开始正式问话。G主要问,H主要记。问话中也掺杂着大段大段的"思想政治教育"。6日晚的核心问题是:
你从农村考上北大,又拿到博士学位,现在又是大学教师,又是律师,也有不错的家庭,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呢?为什么专挑政府的毛病,还跑到海外去发表?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的途径反映问题?政府做好事情的时候怎么不见你出来表扬?你眼中还有没有国家利益?你到底是怎么想的?
G说到在海外发表文章和爱国主义的时候,H好象有点激动,插话到:"崇洋媚外,臭卖国贼。"我用蔑视的眼神盯着他,不说话。不过这些洗脑工作者也一样是洗脑教育的受害者,应该同情才对。

G还不错,不是毫无人性的那种。他说他自己的经历和我有相似之处:出身贫穷,1992年上大学,也经历了93年申奥失败的场面,等等。他说,"你首先想到给老婆打电话,说明你还是有责任感的,这不错。但你有没有想过多给国家负些责任?西方人本来就不了解中国,你又专挑黑暗面讲,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成什么了?"(另外一些时候他们的逻辑是刚好相反的。"什么民主,什么维权,你还是多为自己家庭想想,你进了监狱,老婆孩子怎么办?")

等他们全说完,我开始讲:"我从小在贫穷的农村长大,对底层民众的生活很了解。上大学学了法律之后,更加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,也理解到政治法律制度的缺陷乃是人民受苦的根源。孙志刚事件之后,我逐渐成为所谓公共知识分子,我觉得更有责任作些具体的事情去推动法治的进步;我是法律学者,是兼职律师,我觉得必须承担知识分子的责任:说真话,做一个真实的人,这是最起码的。但在目前的情况下,说真话也有风险;而我觉得这种风险应该更多地由有名气、有知识、有资源的人承担,而不是让那些最无助、最悲惨的人去承担。
"我在一些文章和一些场合也肯定了人权方面取得的进步;虽然我认为这种进步主要由民间付出了不少代价争取来的,但我也不否认体制内的人也做出过努力。做为独立知识分子,我绝不会做歌德派,一味歌颂赞美,拍马屁;我觉得,政府只要作一点儿好事,有一点儿成就,就会有大批大批的文人、记者、学者去歌功颂德,绝不缺我一个。独立知识分子就是要找毛病的,即使在一个制度不错的社会里,也永远有各种弊病。
"作为父亲和丈夫,我同样负有对家庭成员的责任。社会责任、家庭责任,一个都不能放弃;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作着艰难的平衡。我当然不愿意进监狱,但决不害怕进监狱。"
他们拼命地想把我的文章靠上105条第2款"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",我说:"我爱国,爱人民,从来如此,也不会改变。我觉得,指出我们国家、政府的缺点错误,积极地帮她改正,这是一种更深沉的热爱。忠言逆耳,隐瞒和欺骗只能害了她。由于专业分工的不同,知识分子最有可能知道制度上的弊端,知而不言才是不负责任的表现。我对祖国如此热爱,怎么可能去煽动别人推翻国家政权?我专门研究法律,代理过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,我很清楚我的文章不可能构成犯罪。"

(三)

凌晨两点多,他们才让我睡觉。(2008118日,北京市公安局国保对我审讯,持续到半夜12点,由于当天早晨不到5点就起床,晚上11点时我已经受不了了,不断地说"我困、我困",笔录是在那种情况下做的。)他们从外边搬来一张床垫子,我倒头便睡。不允许熄灯,两个看守坐在椅子上看着;他们比我更不自由。
还好,他们没有在早晨六点叫醒我。不知道几点我睡醒了,看到看守困倦的样子,我说,你们辛苦了。完全没有挖苦,只是觉得心疼。他们既是看守,又是打手;但他们在剥夺别人自由的时候自己也失去了自由;他们在殴打别人的时候,自己的人性何尝没有受到摧残?
叠好被子,洗脸,吃早饭,等着他们继续问。
7日上午问话的也是GH。他们拿着打印好的我的一些文章和采访,共有15篇左右,包括《奥运前的中国真相》、《我们不能坐等美好的社会到来》、《抓捕胡佳意味着什么?》、《关于<奥运前的中国真相>一文的说明》、《后极权时代的公民美德与公民责任》等等。有一些句子下面划了线,显然这些是他们认为"出格"的地方。一页一页地让我签字,逐字逐句地问。
G说了一段话,大意是,在我面前有两条路,可能进入司法程序——刑拘、逮捕、审判、判刑;另一条路是态度好一点,争取宽大处理,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出去了。他对我印象不错,说我人品很好,是高级知识分子,是国家需要的人才。有意味的是,他离开之前,用一种近乎恳求的语调对我说,"滕彪,你就违心地说两句认错的话吧,算我求你了。"他既是为了我好:有个好的态度,可以从轻发落;同时,在笔录上如果反映不出来我的"思想转化",恐怕他也过不了关。
在里边呆的时间越长,我对这个制度就越憎恨,同时却对这个制度的执行者就越同情。一些人失去自由是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,同时也是为了那些剥夺他们自由的人的自由。哈维尔讲过这样的话:极权制度下,没有人仅仅是受害者,而不同时是(或多或少的)同谋。换言之,也没有一个施害者不同时是受害者。比如,面前这些只能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没有权利分辨善恶的人。他们一定有各自的难处、尴尬和痛苦。

只剩H一个人做笔录。两个看守。我。参与这样一幅画面我觉得有些尴尬。这是21世纪,一些中国人在真真假假地帮另一个中国人洗脑。想起《窃听风暴》里的那位作家,自己的生活感动甚至改变了那个在暗中的监视者。从这些人的问话中了解到,他们仔细看了我写的所有文字;我觉得不可能不受到影响。如果是这样的话,我的文字还是没有白费心血;为了这一批认真的特殊读者,我也不应该停止写作,还要努力写出更好的东西来。
大约下午两点,H问完了出去,我可以歇一会儿了。
在没有询问人员在场的时候,他们也很可能对我进行全程录象,我得让他们知道我的内心是非常宁静而坦荡的;没有恐惧和慌乱,没有沮丧和懊悔,没有投降作交易的可能性。监狱可以囚禁人的身躯,却无法锁住灵魂的高贵。我闭目养神,轻轻地吟诵我会背的唐诗宋词,从五言到七言,从《将进酒》到《春江花月夜》;静静地回忆着我最心醉的音乐旋律,从贝多芬的《命运》到莫扎特的《G大调第13小夜曲》。
昨天梦见我从北大41号楼偷偷溜出来,给爱人打电话;电话里说自己被看管着,必须设法出去。昼有所思,夜有所梦。我太想打那个电话了。——41号楼是我读本科时住的地方,也许今天的囚禁象征着我上北大以后的必然宿命?如果是这样,那就是我开始睁眼看世界、开始听见自己内心的召唤以后的必然宿命……
想家。想孩子。巧儿到姥姥家已经两天了,正好我这两天工作忙,没去看她。昨晚给妻子打电话就是要和她一起去接女儿。
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?一个月,一年,三年?虽然这些家伙威胁可能十年,但我觉得不可能。五年是个杠儿,凭我这几篇东西,过不了五年那个杠儿。不能以李元龙四篇文章判两年那个标准,那是近年来以"煽动罪"入狱的作家中"单价"最高的。何况外界的声援也许会让刑期打个八折……
很多话想和爱人说。用心做了首诗,用脑子把它记住。下午要了一支笔,把它写出来,就叫《狱中致爱人》吧。诗被看守搜走了,但愿他们把它当成文学作品,而不是藏头诗或政治檄文。

现在我面对狱中的墙壁
为你作一首情诗,我的爱人
今夜,星星依旧在寒寂的夜空闪烁
萤火虫仍在低矮的草丛间时现时隐

请告诉我们的孩子,这次来不及
和她告别,爸爸就要出趟远门
请你每天在她入睡之前
和醒来之后,给她暖暖的一吻

请带孩子去摸一摸栅栏下的车前子
在某个阳光明媚的早晨
如果她能注意到叶片上的露珠儿
她就会感到我的爱是多么深沉

请在给丁香浇水之后 弹一曲渔舟唱晚
相信我能够听到,我的爱人
请照顾那些沉默而快乐的金鱼
那沉默里隐藏着我丰富而动荡的青春

我正行走在一条崎岖颠簸的路上

但我未曾停止过歌唱,我的爱人
路边的柳叶缓缓地变换着颜色
风中隐隐传来远方化雪的声音

一切声音都在安静里面,这里的夜晚简单至极
请你在想起我的时候不要叹息,我的爱人
我的痛苦之河与喜悦之河已经溶汇
它们曾经长久地穿越我的肉身

在一场濛濛细雨结束之前
我会再次回到你的身边,我的爱人
在雨中,在雨中我怎能擦尽你的泪水
——用我已经得救的灵魂
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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